发布时间：2024-11-26 05:30:49 来源: sp20241126
生活中，你会发现各行各业里都有那么多可爱的人。他们平凡的故事里写满了坚韧与热爱、责任与担当，他们鲜活的日子闪烁着属于奋斗者的动人光芒。我们为一点一滴的成就喝彩，也为正奋斗着的你、我、他点赞！
——编 者
为了一粒种子
杨文明
4年前，我跟许琨有过一面之缘。他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丽江高山植物园的主任。我知道他2006年从昆明远赴丽江高山植物园，十几年如一日跟高山植物打交道，背后一定有很多故事。
最近，趁着去丽江采访，我再赴玉龙雪山脚下的丽江高山植物园。那几天，许琨正在苍山采种，他的同事和凌峰便带着我重走丽江高山植物园。
4000多亩的园区，可真不小，涵盖了森林、草甸，有阴坡也有阳坡，还带个小湖泊。和凌峰介绍，上千种种子植物在这儿得到就地保护。园区海拔从2600米一直爬升到3600米，再加上建设的人工温室，为滇西北、横断山区高山植物的迁地保护创造了好条件。
恰逢阴天，玉龙雪山的寒意，很快把我们赶进了温室。几年不见，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红豆杉、水青树等变粗了许多，药用植物不仅添了新物种，还有了克隆苗。野外只能长十几厘米高的绿绒蒿，在温室里因为生长条件优越，更是长得比人还高。和凌峰说，野外物种千千万，而保护者有限，所以，珍稀濒危植物、药用植物、高山观赏花卉等有重要科研和经济价值的物种可以优先入园。
迁地保护，要么靠收集种质资源，要么靠采集活体引种。但不管哪种方式，都需要先寻找到植物。
每年9月到12月，是高山植物结种季节，许琨他们自然要跟到野外。“守家”的和凌峰也闲不下来，晾晒采集回来的种子，这还不算复杂；时不时走访温室，却没那么简单——海拔3600米的温室走上去只能靠一双脚，一趟来回就要一个半小时。赶上要做实验，还得自己带饭。
丽江条件比不上昆明，野外采集更要风餐露宿。4年前，我曾问许琨为啥要来这儿。他说：“这么多高山植物在这里，我恰恰就是研究高山植物的，就这么简单。”坚守，是职责所在，但也离不开热爱，再加上国家持续加大对科研的支持，许琨觉得自己赶上了好时候。
行走间，正好碰上许琨从苍山回来。他说，今年是他第三次去苍山，除了挨个山头采集种子，这趟还有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带新入园同事熟悉野外。现在经费有保障，户外装备武装到了牙齿，安全性、舒适度都跟老一辈不可同日而语。即便如此，不期而遇的蛇虫野兽，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雪，甚至是一不留神踩空滚落山崖，都会威胁种子采集者的安全。
“要随缘，不要去挑衅大自然。”许琨叮嘱。横断山区一座山上，少说有上千种植物，去早了花还在开，去晚了果已落。所以，不能想着一劳永逸、一次性采集完。
要“随缘”，植物的迁地保护便只能靠一次次时间的累积。珍稀濒危植物野外种群数量稀少，得尽量避免移栽活体。为了采集玉龙杓兰的一粒种子，保护者跑了好几趟：好不容易找到植株，却发现不是种子成熟季；算着该成熟了，再去时发现果荚早已开裂，种子了无踪迹；来年为了获取更多种子，干脆进行人工授粉，再次上山，才采集到合格种子。
有些许遗憾，几乎是每次出差的常态。可因为热爱，许琨他们也习惯了遗憾。许琨说：“其实没采集到种子并不代表没有收获。我们知道某一片区域有什么物种，某个物种分布在什么地方，本身就有价值。”
成功采集到的种子，一部分会寄到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长期保存，一部分留在丽江高山植物园做备份。不过，对许琨来说，这并非保护的终点，而是新起点：种子能不能成功萌发？能否实现人工扩繁、进而有效利用？备份的种子，许琨会拿出来开展萌发试验，记录物种的萌发条件，为后来的研究、利用积累数据。比如，杓兰属植物观赏价值高，许琨尝试过直接播种，可连胚乳都没有发育成熟的玉龙杓兰发芽率极低；又尝试无菌萌发，各种温度、湿度、光照试一遍，才终于掌握了萌发条件。但是，这还没结束。萌发了不代表能成功移栽，不少兰科植物与真菌共生，想要掌握每种杓兰属植物的繁育条件，依然长路漫漫。
这几年，丽江高山植物园已经实现上千种植物的迁地保护。“滇西北有成千上万个物种，哪怕我干到退休，也没法实现全覆盖。试错的次数多了，慢慢就能找到对的方式。就算我没成功，后来者也可以‘避坑’。”许琨说，植物园是个团队，一代人攻克不了，下一代人可以接着试验。
我问，丽江高山植物园建园20多年，有哪些“世界首个”“全国领先”？许琨自豪地应答：“那可太多了，很多高山植物只有咱们这有，只要做，就是全国甚至全世界第一个。”
在许琨看来，可持续利用是更高层级的保护。他们把滇重楼育种时间从两年半压缩到了半年，送出去了几十万株重楼苗。回访时，农户调侃许琨：“你育的重楼苗，没我们现在育得好！”听到这话，许琨却格外高兴——市场上人工种植的多了，也就意味着野外采挖的压力小了。这几年，重楼价格下跌，很少有人再上山专门采挖重楼。许琨觉得欣慰：“野生植物还是要好好生活在野外。”
如今的丽江高山植物园，库里有种子，温室有活体，还有配套的生物技术。从保护到利用、由科研到科普，丽江高山植物园逐渐搭建起全链条保护体系。我问许琨，咋就没想过停下来，许琨反问：“能做为啥不多做？”
摩托载来山村小课堂
申智林
见到陈艳辉的时候，那辆摩托车正停在堂屋门口。坐垫的皮革磨得锃亮，轮辐上的泥土半是剥落，半是附着。
“到底是六七年了，载着我们。”陈艳辉说着，边和父亲陈二文整理她的书包。书包同样背了些许年头，粉笔、量尺、七巧板、识字图、课本……陈艳辉什么都想往里边装，拿出拿进，舍弃了好几样，最后还是塞得鼓鼓囊囊。
戴上头盔，陈二文把稳车龙头，陈艳辉灵巧一跨，稳当坐上。油门一拧，小小的摩托车，就喘着粗气，突突跑上了起起伏伏的乡村公路。
这对父女，一个是湖南茶陵县界首镇白洲小学教师，一个是镇中心小学教师。此行，是去约10公里外的大新村，那里有个孩子，因为罹患先天性疾病，无法随校就读。
重疾难医，但他们不放弃每一个孩子接受教育的权利。为了这群特殊的儿童，许多教师走上了漫漫送教路。去年8月，听闻陈艳辉的故事，我辗转200余公里，决定跟她走上一遭。
初秋的清晨，风动山林，绿意正盛。“这时节，骑车兜风，好不爽利！”临出发，我打趣。
“不成，不成！”担心我有挤上摩托的想法，陈艳辉赶紧制止。在送教这条路上奔波久了，风里走过，雨里走过，烈日下走过，冰雪里走过，只有她明白，危险如影随形。
车行乡道上，路边偶有人热情地打招呼——因常年夹着小黑板给特殊孩子骑行送教，父女二人“摩托车上的小课堂”被很多村民熟知。
回应的通常是陈艳辉，父亲陈二文是一刻不敢分神松懈。道路起伏曲折，山风时紧时慢，有时扫过小黑板，吹得摩托车有些摇晃。一愣神的刹那，小摩托驶远了，我依稀觉得父女俩驾着一叶扁舟，驶入了知识的海洋里。
送教之路不轻松。陈艳辉送教过的22个孩子中，最远的家住20多公里外的偏僻山村。8年前，她率先成为茶陵县较早一批送教老师。先打“摩的”去学生家里，返回就只能碰运气看有没有老乡能顺一程。
她记不清，多少次壮着胆子，摸黑走在曲折的乡村公路上——远处，老鸦在山林啼鸣，近处，青蛙在田野聒噪。没有星光的日子里，间或有车路过，车灯才将前方的路照亮。
心疼女儿辛苦，陈二文给女儿买了一辆轻便摩托车代步，“又担心她刚学会骑车不安全，一开始我就载着她去。”一来二去，陈二文自己也被女儿所打动，便申请加入，同样成为送教老师，搭档陈艳辉一起送教。
湖南的天气多变，山区尤甚。
陈二文记得，有年冬天去一个孩子家。去程，还只见天上厚厚地积着云，两个小时后上完课走出孩子家大门，已是遍地冰雪。那一趟归程，原本仅需约半小时，父女二人愣是狼狈地骑了一个半小时，中间还几次险些滑落路边水沟。
顶着烈日酷暑，冒着秋冬冷雨，父女两人肩并肩，这一送又是6年多，行程达数万公里。颠行在乡间的摩托，成了不少孩子的寄托。
在大新村，熟悉的摩托车声响才落下，“小美在家吗？”陈艳辉照常扯开嗓子喊一声。院子里的小狗刚作势要吠叫，就看见一个小女孩踩着“咯咯咯”的欢快笑声，飞也似的跑出来，一把抱住陈艳辉，嗓子里囫囵地发出两个含糊不清的词——那是独属于师生间的“暗号”。
走进一个特殊孩子的内心，是摩托车一趟一趟跑出来的。
陈艳辉至今记得，她上大学时走进福利院，就感受到特殊儿童的复杂又渴望被关爱的眼神。但8年前第一次参与送教上门时，她尝试了许多办法，都没能跟孩子说上一句话，“哪怕我带了糖果，都没办法吸引她开口。”
后来，陈艳辉一边翻阅大量资料、学习沟通技巧，一边坚持上门，从跟家长敞开心扉交流开始，逐步让孩子放下心理防备。6个月后，看着那个孩子歪歪扭扭地写出了自己的名字，陈艳辉心中所有的情绪一下子释放了。
因为不想耽误孩子学习，2022年夏天，生第二个孩子的前三天，陈艳辉还在给一个孩子送教；生完不到一个月，摩托车又载着她奔忙在路上。
“与特殊孩子建立信任关系不容易，不是简单换一个老师就行的。”陈艳辉说。
一次次上门的过程中，陈艳辉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在所有接受送教的罹患重症以及重度、极重度和多重残疾少年儿童中，有一部分病情难以逆转，会逐渐加重直至无法挽救。这样的孩子连信息交流都十分困难，还有送教的必要吗？
有了摩托车以后，上门给孩子上完课，陈艳辉有时也不急着离开，而是留下来跟孩子的家长聊聊天，给他们讲解基本的护理知识。
“送教上门让特殊儿童的家庭感受到，社会在全力地关心爱护他们。”陈艳辉说，“只要有一个人在乎，我就有动力坚持下去。”在茶陵县，2014年以来，有250多名孩子获得送教上门。这背后，是130余名送教教师的接力和付出。
每到分别时，家长和孩子总是深望着陈艳辉陈二文摩托车远去的影子，频频挥手——只有深处困境的家庭，才能明白那份对“摆渡者”的深切期盼。而令人欣慰的是，随着送教上门工作的深入推进，接受送教的少年儿童，不少在康复、认知、生活适应等多个方面发生积极变化。
“你看，小美的个子长高了，生活基本能自理了。”今年9月，陈艳辉发来照片，这个她送教数年、怜之爱之的女孩，正叠着衣服，笑容灿烂。
卖地瓜的大学生
郝迎灿
金秋时节，从沈阳出发向北，车子一路在大平原上驰骋。目力所及，涌动的稻浪、忙碌的身影、轰鸣的机器汇成一幅丰收美景。车行一个小时左右，进入铁岭市铁岭县地界，钻进辽河的臂弯里，就到了镇西堡镇木厂村。
赵家琦带我径直走到田埂上。这个26岁的返乡大学生麻利地翻开绿莹莹的藤蔓，只见深藏在土里的块茎早已把垄沟撑得裂开了一道道缝隙。扒开泥土，红嘟嘟的地瓜露了出来。赵家琦削下一块给我，放进嘴里，只觉肉质脆嫩，甘甜多汁。
“我们这儿的地瓜叫‘甜掉牙’，烤熟后蜜汁流油、入口即化。”小时候起地瓜，赵家琦趁父母不注意，揣上两三个地瓜就往河沟里奔，挖洞生火，等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便手忙脚乱拨开灰烬，吃得满嘴是灰。
借由一枚小小的地瓜，赵家琦过早地尝到生活的甘和苦。“小时候卖地瓜正赶上秋冬时节，凌晨3点钟就得到早市占摊位，东北的凌晨寒风刺骨，就算裹着军大衣还冻得瑟瑟发抖。”陪父亲进城卖过几次地瓜，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2019年大学毕业后，赵家琦在沈阳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可总放心不下父母，也惦记房前屋后的地瓜香。两年后的一个冬天，赵家琦毅然辞掉工作，回到了木厂村，准备和父母一起种地瓜、卖地瓜。
当天晚上，她兴致勃勃地给父母上了一堂课——从自己的大学专业市场营销讲到电商直播助农新风口，从新农人返乡创业讲到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年轻人在农村大有可为”。父亲赵明初中没读完，对这些名词似懂非懂，但看闺女说得起劲儿，终于点了点头。
隔年春天，在女儿坚持下，老赵流转土地，把“甜掉牙”地瓜从原本的20亩扩种到了60亩。可老赵心里犯难：“秋后收了地瓜卖不出去可咋办？”
女儿说，要用点新方法。想要在电商平台直播卖货，积攒粉丝、提升人气是重中之重。她在社交媒体平台注册了“铁岭赵铁蛋”账号，开始用短视频记录家乡的风土人情，也把镜头对准自己，拍摄一个女大学生的返乡生活。
“这里是我的家乡，位于辽河北部，有着丰富种植经验的一个村子……”“虽然回乡创业很难，但我坚信开在土壤里的花异常坚毅……”通过一段段朴素真诚的短视频，“赵铁蛋”开始为大伙所熟识，文文静静的大名赵家琦倒显得有点生分。
这年9月底，地瓜丰收。“看这地瓜，黄瓤的不？稀瓤的不？烤熟以后满屋飘香，这种地瓜就叫‘甜掉牙’……”赵家琦在小院里架起手机支架，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卖地瓜。镜头前，她一口土味铁岭话，连说带比划，边吃边讲解，她轻松活泼、自带喜感的风格，引来不少网友点赞下单。甚至还有家住周边的网友，为了认识一下“赵铁蛋”，特意开车来村里采购。
老赵心里虽然高兴，却也怪纳闷：“对着手机一顿比划，竟然真能卖出地瓜去？”
一场直播两三个小时，少说能卖得上千元货款，表面看似轻轻松松，实则背后大有门道。一到地瓜集中上市销售的季节，赵家琦的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不光是直播中需要卖力吆喝、跟网友不停互动，更主要的是，卖货过程中波折不断，让人着急上火。“才开始没人关注，订单少，上火；慢慢有了客流，但物流配送没跟上，上火；再后来冬天发货没做好保温，不少地瓜被冻伤，火气更大……”关关难过关关过，她咬牙坚持。
第一年，赵家琦仅用40多天就卖出去了10多万斤地瓜，搁以前，老赵赶一年早市也未必能卖完；第二年，种植规模扩大到100亩，丰收季一个月就卖出了20多万斤，最远发货到新疆。
赵家琦一下成了村里的香饽饽。种蘑菇的老李家、养大鹅的老王家、种草莓的老刘家，纷纷上门来请她给支支招。她概不推辞，带着设备专程上门宣传推介。
2023年初，铁岭县赵铁蛋高效农业土地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成立，与农户签订保价回收协议，带动更多村民种地瓜。此外，合作社还同共青团铁岭市委、辽宁省农科院共建了青年人才甘薯专家工作驿站，积极引进技术，提高品质和产量。
这年6月，赵家琦去了趟北京，作为辽宁省唯一一位农民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后，赵家琦有了新想法：“以前拼了命地干活，是为了老赵家过上好日子；往后，真的想看看，这个村庄会不会因为我，有那么一点点更好的改变。”
为了帮助更多的村民把地瓜卖出去、卖得上价，赵家琦决定投资建设地瓜干加工厂。和父亲一起，租厂房、买设备、跑手续，从零开始组建管理和生产团队，大半年下来，工厂试生产顺利完成，只待今年10月下旬正式投产。
赵家琦返乡创业的故事传回母校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她成了许多学弟学妹眼中的榜样。跟着赵家琦实习的学妹说：“我的老家也在农村，希望学学成功经验，将来也打算扎根农村。”
青春好年华，奋斗正当时。赵家琦们，就像这一茬又一茬的地瓜秧，执着地扎根、生长，从来不会歇气。
护路，在海拔5000米的高度
徐驭尧
初秋的唐古拉山已经寒意凛然。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安多县，高钱胜一如往常，带着工友们踏上养护铁道的路。
中铁十二局铁路养护公司安多车间所负责的，是西藏铁路养护最艰难的路段之一。146公里的管段，包含74公里常年冻土、72公里无人区，平均海拔4700米，最低气温零下47摄氏度，每年8级大风70多次，只有不到平原地区一半的含氧量。
跟着高钱胜他们干了两天，我深感这份工作的不易。若是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度，护路工作绝对算得上艰苦卓绝。高海拔缺氧，每走几步就要止不住地喘息；若还带着机械负重，那真是心脏突突狂跳，“几乎跳出嗓子眼儿”不再是一句文学修辞。
这是高钱胜的工作日常。
在西藏工作10多年，在安多车间也干了5年，这个面目黝黑如铁的汉子总是笑着说：“有啥不容易的，咱就是干呗！”
唐古拉山的山石是被冰雪和寒风磨砺成今天的样子，高钱胜也是。那是一个冬天，他第一次来到安多车间，一待就是一个月。
这是高钱胜第一次在海拔4700米以上区域长期作业。第一次回家，他满脸脱皮，皮肤都是晒伤，整个人万分憔悴。“脱着脱着，咱这脸皮就厚起来了，你看我现在可不就不脱皮了吗？”他大笑着跟我说。
苦，是第一印象。那时，车间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住在安多的板房里，寒风一直倒灌，室温只有零下几摄氏度。高钱胜有两难——若只盖两三床被子，扛不住这样的寒冷，但如果一个劲儿加厚被子，沉重负担加上高寒缺氧，他一样呼吸困难，无法入睡。每天睡两三个小时是常态。
边巴罗布是高钱胜的徒弟。虽说是土生土长的西藏人，但初来安多车间时，这里的工作条件着实让他感到意外。2020年夏，边巴罗布来报到。高钱胜上下打量这个小伙，看了半天，问他：“有厚衣服吗？”
边巴罗布一时语塞：“这才7月，有必要吗？”
高钱胜笑了笑，没有接话。他回到房间拿出一件厚厚的大衣说：“带着，用得上。”
随后，边巴罗布明白了师傅的“高瞻远瞩”。跟着施工队去巡线，野外呼啸的狂风吹得边巴罗布站不住身子，没多久就浑身打寒颤。他急忙跑回车上，取出大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敬畏自然，正视艰苦。这是唐古拉山给我的第一课，也是师傅教给我的第一课。”边巴罗布感慨。
紧接而来的是难。由于条件艰苦，车间紧缺技术人才，这让本就沉重的巡护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冻土，是车间管段内最大的挑战。每年气候变化，冻土的收缩与膨胀影响着铁路的平稳，也威胁着安全。
“别看车间都是粗汉子，我们的工作误差可是以毫米为单位的，需要万分谨慎、小心。”高钱胜告诉我。
面对这一问题，最好的工具是轨道检测车。但在高钱胜刚到那会儿，车间并没有人精通这一技术。
那就自己学，自己成为专家。几年里，他一直钻研，认真分析检测车获得的各种轨道波形，并与线路上实际发生的病害对照研究，还根据铁路病害情况针对性开展养护作业，分析效果。每天统计、每月汇总、每个季度分析、每一年总结，高钱胜自学成了一名“铁路医生”。
这些年下来，高钱胜的抢修不乏惊险瞬间。
记得2020年春天，正是工区内风雪最大的时节。高钱胜和工友们来到管段内的错那湖工区，抢修被风雪影响的铁路。大雪已经掩埋了施工的便道，寒风在窗外呼啸，高钱胜看了一眼车里的仪表盘，室外温度已经低到零下20摄氏度。
他告诉一起来的工友们：“车过不去了，咱们下车走着去！”
过膝的积雪里、呼啸的狂风中，他们一步步向前艰难挪动。熟悉路况的高钱胜走在前，举着应急灯，在昏暗不明的天气里为工友们指引着方向。
许久，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大家伙儿一起动手，清理线路上的积雪，确保之后列车的通行。往常高耸的护路坡，如今被积雪掩埋，只能借助铁路设施勉强分辨。
风雪迷人眼，高钱胜边摸索边指挥施工。一不小心，他就被脚下的铁轨绊倒，狠狠地摔了一跤，正好被设备砸中胸口。他不住地咳嗽，寒风顺着口鼻一直往里灌，胸口也剧烈地疼。
但这不能影响作业进度。“千难万难，先把活儿干完！”高钱胜只有这一个念头。工友们把高钱胜扶起，工作继续进行。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主轨道内的积雪一点点减少，最后终于到了不影响行车的地步，周围的风雪也小了下来。
松了一口气后，高钱胜突然感到一阵虚弱，胸口疼痛，一屁股坐在地上。环顾四周，来时之路已不可见。此时，他已经筋疲力尽，看着一望无际的白雪，他不由自主地一点点向低处滑去，最后“蹭”下了铁路，躺到平地上。
休息了半晌，在大家的搀扶下，高钱胜回到车间宿舍。多日后，伤痛才痊愈。
过后，他找大家复盘这次抢修，改进方法。日积月累，高钱胜练就出自己的“三板斧”——根据数据提前预测铁路病害发展趋势，根据病害特点采用对应养护措施，持续追踪养护效果实时调整举措。环环相扣，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减少病害数量。
“高原养护，没有一劳永逸，只能久久为功。多去看现场，多钻研技术，就是为了少一些风险。”高钱胜说。
安多的5年，高钱胜苍老了许多，从一名技术人员到现在的车间主任。每天早上，他来到车间食堂，和大家在一起吃饭，挨个儿打招呼、询问情况。
吃完饭，高钱胜又带着这群年轻的小伙子，踏上了一天的养护路。他们的目标是唐古拉山，这里曾是“雄鹰飞不过的高山”。但是，如今的青藏铁路犹如一条巨龙，跨越了层层叠叠的群山，以铁路特有的平稳，为西藏运送着旅客和货物。
版式设计：张丹峰
《 人民日报 》（ 2024年10月12日 08 版）
(责编：岳弘彬、牛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