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原标题：强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强化农业文化遗产、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实施乡村文物保护工程。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农业古董”增绿又增效

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是什么？在当代具有怎样的独特价值？

曹幸穗（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缘起于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几个国际组织以及一些成员国共同提出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项目。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其定义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在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土地利用系统及农业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基于以上定义，农业文化遗产具有五大特征：一是保障遗产地的食物和生计安全；二是拥有丰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三是具有与环境适配的农业知识体系和适应性技术；四是具有独特的农业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五是拥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和可持续利用的农业资源管理体系。总之，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综合性农业生产系统，而不是农业生产中的某个生产项目或生产环节。

保护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可以通过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的途径，建立融合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和民族文化的新型农业体系，为现代农业提供发展理念、物质基础和绿色技术的支撑。保护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重点在于传承“天人合一”的农业思想和环境优化系统，建构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协同进化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体系。

如果只用生产效率来衡量，农业文化遗产无疑是落后的。但是，从农业多功能属性的层面去考量，农业文化遗产不是过时的“农业古董”。现代农业科技快速发展，在促进生产效益提高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使用生长激素抗生素，造成环境污染和食物品质下降；过度强调新品种选育的高产性高效性，造成农牧业品种单一化、物种基因资源匮乏等。农业文化遗产是可持续发展的优良系统，当前所倡导的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可持续农业，都可以从农业文化遗产中获取智慧和经验，获得借鉴和启迪。

正因如此，需要探索现代科技与传统农业相结合的全新路径，从历经千年历史沉淀的农业文化遗产中吸取有益元素。我国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农耕文化的活历史，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蕴含着中华民族锐意进取和奋发创新的精神追求。农业文化遗产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要素价值和发展路径。

一是提质增绿价值。例如，提供农作物优良品种、绿色栽培技术、采用生物防治方法的中医农业理念、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模式等，赋能绿色农业、绿色农产品、绿色乡村的发展目标。

二是环境优化价值。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种地养地的传统，配合现代科技手段研制高效、便捷、无污染的有机肥，并通过浓缩、储藏、物流、施用综合配套技术，实现农田肥料向有机化发展。

三是特色增效价值。我国许多作物的传统品种都有抗性基因，可以从中遴选抗虫抗病品种。研制来源于传统中药的抗虫农药，继承和发展中医农业。

四是资源循环价值。农业文化遗产是无污染、零排放农业，不论是生产过程还是产后加工利用都没有向环境排放废弃物，做到了综合利用、循环利用和绿色利用。

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

近年来，我国在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等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闵庆文（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我国系统性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工作，以2005年6月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为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进入快速发展期，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原则，在多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为国际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力量。

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发掘方面，来自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地理学等领域专家，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的价值，以及对于可持续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等开展全面系统研究，对提高全社会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和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具有积极作用。例如，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生态作用机制和减碳固碳效应、云南哈尼梯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文化景观特征、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的物质循环特征以及庆元林—菇共育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与民间信仰研究等。

农业文化遗产普查是申报与认定的基础性工作。2016年原农业部组织开展全国农业文化遗产普查，发掘408项具有潜在保护价值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其中已有多项成功申报成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此外，江苏、北京、浙江、福建、湖南、山东等地也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浙江于2024年1月公布了205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库名录。

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截至目前，已有22个项目成功申报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位居各国之首。率先开展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工作，自2013年5月发布第一批以来，已先后发布7批188个项目，分布在31个省（区、市）的212个县级行政区域。此外，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制度，分别于2016年、2019年公布了29项和36项，第三批预备名单已完成专家评审工作。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建设方面，2015年8月《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发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管理的国家级规范性文件。2016年以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列入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21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明确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任务，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列入法律文件的国家。此外，云南红河州、福建福州、浙江绍兴和湖州、江苏泰州等地还正式颁布了针对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会稽山古香榧群、桑基鱼塘系统、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的管理办法、条例或规定。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支撑方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成立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针对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开展研究，并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规划编制等技术服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6月，全国已建立14个农业文化遗产相关联合研究中心，每年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产出量位居全球前列。

农业文化遗产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活态遗产，容易受到城镇化、气候变化、乡村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影响，利用与传承较为困难。在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科技支撑下，遗产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优势产品生产、产业融合发展、特殊政策扶持、龙头企业带动等多种模式，逐步树立了“农遗良品”品牌，并涌现出以金岳品、徐冠洪、徐敏利等“世界模范农民”“大国农匠”为代表的一批农业文化遗产利用与传承典型。

我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的最早响应者、重要推动者，还通过国际培训和交流活动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作出贡献。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从2014年起连续举办多期国际培训班，成为影响较大的农业文化遗产国际培训活动。在中国科学家倡议下，2013年成立了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已在3个国家举办了8次交流活动，成为影响较大的农业文化遗产国际学术交流和经验分享平台。

挖掘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各地在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利用方面形成了哪些代表性的案例经验？

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20多年来，全国各地针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探索实践，持续挖掘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依托资源特色优势，提升农业文化遗产品牌影响力，强化联农带农富农效应。遍布全国的农业文化遗产地运用证明商标、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等手段开展品牌建设，不仅使青田田鱼、宣化葡萄、敖汉小米、宽城板栗等成为热销产品，也推动了当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扩大了农业文化遗产的知名度。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是立足于茶产业永续发展的代表，安溪县现有茶园面积60万亩，茶叶总产量6.2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362亿元。安溪铁观音区域品牌价值达1440.42亿元，连续9年位列全国茶叶类区域品牌价值第一，位居“中国名茶品牌传播力指数”榜首。在推动品牌建设的同时，积极打造“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茶农”的产地利益共同体，提升质量安全和组织化水平。目前，全县已建成41座茶庄园，管控生态茶园28万亩，带动全县58%农户加入合作社形成联结机制，帮助13.8万农户增收致富。位于桃舟乡的添寿福地茶文化庄园集生产、加工、深加工、客商定制、休闲旅游等于一体，带动周边2100多户农民建设绿色食品标准茶园万亩，从业农民年均收入达3万元。云岭、华祥苑、大宝峰等各具特色的茶庄园，为消费者深度体验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魅力提供了便捷平台，每年吸引100多万游客到安溪体验铁观音文化，2023年旅游收入92.03亿元。

提高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呵护生态循环系统，奠定有效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无论是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素同构的湿地生态系统，还是浙江仙居杨梅栽培系统“梅—茶—鸡—蜂”共生互利的农业复合生态模式，都堪称生态环境保护的典范。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800年来始终秉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利用经过充分循环耕养的良地，借助林下种植养殖、林农间作套种、水旱轮作、林内野生资源利用等良技，凝结而成“农遗良品”。这一产业不仅是庆元县农民50%以上的收入来源，1万多名“菇乡师傅”还带着庆元生产的菌种和机械为全国20个省、400多个县的农民增收提供技术支持和帮扶。正如香菇始祖吴三公第26代传承人吴水茂所说：“农业文化遗产让我们守住了绿水青山，更让千枝万枝菇木变成了金山银山。”为了让菇民创造的香菇谚语、香菇功夫、菇民戏等香菇文化传续久远，庆元县一方面打造“菇乡师傅”农村实用人才品牌，另一方面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教育价值，建立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香菇文化传承体系，编写农业文化遗产教材和科普读物，通过看、听、学、说、唱、尝等方式，培养儿童、青少年对家乡文化的情感。

以农民为主体挖掘本土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建立多方参与的农遗保护机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是对自然生态系统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系统有深入了解。如何让农民在动态适应中赓续农耕技艺的根脉进行乡土重建成为遗产保护的核心要义。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的核心保护区域——王金庄村，2017年在多方力量筹措下，农民自发组织了涉县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为了让村民全面盘清家底，理解梯田系统保护和利用的价值，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等志愿组织和民间机构，与农民一道开展了以梯田地名、梯田作物和梯田村落为中心的系列普查活动，目的是对村庄的生产生活以及本土生态知识进行系统发掘与梳理。2019年在涉县农业农村局、农民种子网络等相关单位和组织的指导下，梯田协会成员对王金庄传统作物品种进行普查，收集农业物种涵盖26科57属77种植物，谷子、豆类等农作物传统品种171个，并成立了具有博物馆与提供种子存取双重特性的“农民种子银行”。2023年“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文化志丛书”《历史地景》《食材天成》《石街邻里》付梓，是探索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集中体现。作为乡村建设的一个环节，社区资源调查、社区能力建设系列工作的推动，让村民、地方政府、民间机构、青年学子都有了服务乡村的机会，也提升了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责编：郝帅、杨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