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黄浩然：台湾是如何成为华语流行音乐重镇的？

　　 中新社 北京1月17日电 题：台湾是如何成为华语流行音乐重镇的？

　　——专访华语“词坛泰斗”庄奴之子黄浩然

　　 中新社 记者 张晓曦

　　华语流行音乐是在全球华人世界中广泛传播的音乐类型，很受听众欢迎。华语流行音乐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有哪些独特性？台湾为何会一度引领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如今又遇到哪些问题？

　　近日，华语“词坛泰斗”庄奴之子黄浩然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详述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脉络，并重点分析了台湾成为华语流行音乐重镇的原因。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在您看来，华语流行音乐基本的发展脉络是怎样的？

　　黄浩然：就我的理解，20世纪初，中国有志之士致力于救国图强的教育改革，“学堂乐歌”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开创了中国新音乐心智的先河。当时多以简谱记谱，曲调多来自日本、欧洲及美国，以中文重新填词。沈心工、李叔同、李抱忱等为“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春游》《送别》《念故乡》等歌曲至今传唱。

　　在1930年代的上海地区，结合电影工业的音乐娱乐产业蓬勃发展，融合了西洋爵士乐、古典音乐、华洋民族歌谣旋律的海派“时代曲”应运而生。黎锦晖、贺绿汀、刘雪庵、聂耳、冼星海、陈歌辛等音乐家的作品，经周璇、白虹、吴莺音、龚秋霞、黎明晖等人的演绎而传唱，《毛毛雨》《秋水伊人》《天涯歌女》《何日君再来》《夜来香》《重逢》《玫瑰玫瑰我爱你》等成为热门流行歌曲。

聂耳、冼星海人物雕塑。许建梅 摄

　　20世纪50至70年代，“时代曲”的基地由上海转移至香港。以姚敏、李厚襄、陈蝶衣、王福龄、李隽青、顾嘉辉、冯凤三等为代表的音乐人，与姚莉、白光、潘秀琼、顾媚等歌手，结合欧美、南洋风情，及粤地文化、影视产业发展等，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包括《不了情》《情人的眼泪》《一见你就笑》《未识绮罗香》《今宵多珍重》《南屏晚钟》等。

　　而1949年前后，分流至台湾的军旅、文化音乐人，如周蓝萍、关华石、庄奴、左宏元、李鹏远、慎芝、孙仪等，将“学堂乐歌”与上海、香港“时代曲”带到了宝岛台湾，经历了约10年左右的军政严管、闽南当地文化适应时期后，台湾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了影视音乐产业的民间社会全面发展阶段。

　　 中新社 记者：台湾为何会一度引领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如今台湾的华语流行音乐发展遇到了哪些问题？

　　黄浩然：在我看来，台湾一度引领华语流行音乐发展，其优势在于文化兼容并蓄、传承创新、多元包容，同时又有良性竞争。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除了军政主旋律音乐流派，民间音乐主要以大陆、香港来台的音乐为主流音乐元素，并结合日本的演歌、闽南歌谣、山地歌谣等，亦有西洋流行音乐融合其中。应社会稳定与市场需求，台湾的流行音乐也开始了原创发展。

　　当年由大陆迁台的精英人才，融合了西洋与东洋包罗万象的音乐风格。1962年，台湾首个电视演唱综艺节目《群星会》推出，该节目由上海渡台音乐人关华石与夫人慎芝共同制作，以甄妮、白嘉莉、邓丽君等为首的知名歌星，陆续推出经典作品；同时，由于唱片演出市场的发展及官方“智慧财产局”、民间著作权人协会陆续成立，并结合相关规范的确立等，加上有东南亚、香港及海外华人市场为后盾，华语流行音乐在随后迎来文化自觉与国际融合的辉煌时期，并奠定下扎实的良好基础。

歌星甄妮。谭达明 摄

　　20世纪80年代，台湾迎来全球化的发展机遇，经济、文化高度国际化，流行音乐产业蓬勃发展、百花齐放。滚石、飞碟等大小唱片公司成功打造了市场品牌，推出了如罗大佑、李宗盛、周治平等具有代表性的全才型歌手、制作人，不管是个性化的发展，还是流水线的制作，都做得比较成功。

　　台湾人口2000多万，但单一流行音乐专辑在当时可以卖出百万的正版销量，这也吸引了国际唱片公司的高度关注。这些公司随后瞄准了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市场，结合国际资本、版权、运营等，使台湾的华语流行音乐人才的创作和机遇更上一层楼，臻于国际水准，也自然迎来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产业“大爆发”。

　　在2000年前后，周杰伦等新一代台湾流行歌手出现，大约在同一时间段，互联网高速发展、“Z世代”(一般指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的人群)崛起。在资讯“爆炸”泛滥、社群认同渴望增强、碎片跳跃式审美观的影响下，全球流行音乐呈现出“流行无界限”的趋势，再加上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趋同性、快速消费观的出现等，流行音乐内容逐渐出现难以沉淀的现象，华语流行音乐也难免受到影响。

2018年，周杰伦“地表最强”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陈路 摄

　　而台湾由于受到“自我边缘化”等政治文化的影响，市场审美出现“自恋式内卷”，虽然音乐元素仍然很多元，但缺乏更大的国际视野去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也就无法引领更大规模的市场流行。

　　 中新社 记者：与西方流行音乐相比，华语流行音乐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影响？

　　黄浩然：华语流行音乐的独特之处在于“文辞与音韵”。我们中国的方块字，有别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拼音组合字母，是单字单音、重音多义，组合而成的字意、词藻、语境，为旋律填上符合情感、意境、音韵的歌词，这是华语流行音乐独特于世间的要素。

　　如今我们谈及华语流行音乐，一般以西洋流行音乐做对照，殊不知，作为历史不到百年的音乐流派，华语流行音乐是上承传统戏曲、唐诗、宋词、元曲，更远可溯源自汉赋、楚辞、乐府、诗经。

　　自古以来，以文辞入律、吟唱诗歌，是中华音律文脉的正统。譬如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中《风》记载了周代各地民间传唱的歌谣，等同于现在的民歌、流行歌曲；《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等同于现在的古典音乐、丝竹民乐；《颂》则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类似于如今的主旋律歌曲。值得一提的是，台湾作家琼瑶和音乐人林家庆的作品《在水一方》，就是援引自《诗经》。

台湾作家琼瑶。李欣 摄

　　另外，唐诗以“河洛雅音”吟诵咏叹；宋词以“词牌名”填词合乐，为华夏文化书写灿烂篇章。由孙仪与翁清溪创作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寄托了“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思念，亦是如今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作品。这首作品之所以传唱，也正因为它体现了中国亘古不变的人文审美与独特的浪漫怀想。

　　 中新社 记者：您认为华语流行音乐的未来在哪里？

　　黄浩然：随着互联网音乐平台以及更新的流媒体音乐时代来临，多元文化更加融合，国际格局的变动、生活节奏的加快等，也都在影响着华语流行音乐发展。

　　有人悲观地指出，互联网时代以来，以大数据为引领导向的华语流行音乐，在短视近利的资本市场驱动下，再难有经典隽永的佳作，但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如今中华文化复兴、民族自信昂扬，华语流行音乐的新时代可以说是刚刚开启。

　　华语流行音乐要继续向前发展，需要从溯源纪实、审美教育、传承开创等各方面齐头并举，立论述、开民识、积创作、规市场，在融媒体新世代的传播浪潮下，继续传承“中华音律文脉”。

　　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玫瑰玫瑰我爱你》是第一首走出国门、后被改作为英语流行歌曲《Rose rose I love you》登上美国大银幕的电影歌曲吧？而为大家所熟知的《甜蜜蜜》，则是由印度尼西亚歌谣《划舢板》变化，经由庄奴与邓丽君的通力合作，如今成为国际语种版本相当多、全球传唱度超高的华语流行音乐代表作。这些都说明，看似短小精练的流行歌曲，有别于影视产业大手笔制作投入，仅仅需要口耳相传、心领神会，就能够无远弗届、世代相传。这种文化融合与投入产出的性价比，是十分值得的。

邓丽君

　　美好的流行音乐，应该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寓教于乐。我建议，要继续扩展华语流行音乐产业的领域，在大众商业市场中，将创作进一步细分化、专业化，并进行深耕式企划经营。在鼓励原创音乐的同时，也要溯源审美、沉淀包容、临摹借鉴。在拥有虚心的精神、扎实的功底和开放的心胸后，才能够听到更多美好的音律，吟唱出更宽广的人间天籁。

　　华语流行音乐的精髓在于歌词的意境，以及中华文化中的浪漫思想，不管是大陆、台湾还是其他地区的华语流行音乐，要传承的恰恰是这个方面，而不是过度注重音乐制作、演唱技巧，在我看来，这会出现本末倒置的局面。(完)

　　受访者简介：

　　黄浩然，台北市人，祖籍北京，父亲黄河(原名王景羲，笔名庄奴，被誉为华语“词坛泰斗”，代表作品包括《小城故事》《甜蜜蜜》《又见炊烟》《冬天里的一把火》等)。上海市台联特邀理事，台湾资深唱片企划制作人、时尚音乐人、音乐文学工作者，国际时尚产业品牌管理、商品研发、趋势发展专家。曾于台湾实践大学任教，也曾从事演艺经纪及电视、广播节目策划等工作。目前专注致力于“庄奴”文化研究与创意发展、华语流行音乐论述、纺织时尚产业链整合及两岸文化交流事务等。

【编辑:张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