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语的语言艺术及文学演变

发布时间:2024-11-25 16:16:15 来源: sp20241125

先秦时期,隐语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交流方式,更是一种语言游戏,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都颇为流行,尤以齐楚两地为盛。当时甚至还有专书以供查阅,据刘向《新序》载,有人“以隐问”,齐宣王“立发隐书而读之”。《汉志》“诗赋略”载有“隐书十八篇”,可惜均已亡佚。据刘向解释,隐书收录的是一些对谈性的语段,参与一方“疑其言以相问”,故意隐约其词向对方发问,对者一边思索猜测,一边描述应答。隐语的话题无所不包,但双方都是暗示,并不明言,故隐语游戏是智力和语言的较量。

用语言捉迷藏

隐语目的是委婉表达,可谓用语言来捉迷藏。刘勰总结为“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即用隐约的言辞来暗藏某种意思,用曲折的譬喻来暗指某件事物。因此,隐语有明显的“体物”特征,交流双方常常要变换角度描摹,隐讳提示,曲为渲染。如楚庄王为政三年毫无作为,大臣看不过,遂以隐语进谏:“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默)然无声,此为何名?”楚庄王好隐,马上心领神会,答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对方遂止。这则隐语就是先秦时流传甚广的“大鸟之隐”,隐语为双方提供了委婉的交流途径。

先秦隐语目前可见约有十余则,大多如上,暗含讽谏,具有一定的“意义”,这当然是史家筛选的结果。从实际使用情况看,隐语更多当为纯粹的语言游戏,娱乐性是它得以进入宫廷的首要原因。之所以能介入政治生活,也是因蒙着游戏的面纱,交流进谏显得比较含蓄而已。

早期纯粹属游戏性质的隐语几乎没有保留下来,倒是汉代以后有些记载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游戏的妙处。比如,《太平广记》记载汉武帝身边幸倡郭舍人和东方朔就常以隐谜逗趣,争胜邀宠。一次二人于帝前游戏,郭舍人率先发难,约定赏罚:“臣愿问朔一事,朔得,臣愿榜百。朔穷,臣当赐帛。”遂抛出谜面:“客来东方,歌讴且行。不从门入,逾我垣墙。游戏中庭,上入殿堂。击之拍拍,死者攘攘。格斗而死,主人被创。是何物也?”东方朔不假思索,应声辄对:“长喙细身,昼匿夜行。嗜肉恶烟,常所拍扪。臣朔愚憨,名之曰蟁(蚊)。”

如何才能“不说破”

隐语要“隐”,但更要委婉揭示主旨,不能让人彻底摸不着头脑,故常用譬喻。不过细细推究,“喻”和“隐”虽都拐着弯儿地说,目的却完全相反。对此,闻一多分析道:“喻训晓”,是借其他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尽量说得明白点;而“隐训藏”,是借其他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故意说得不那么明白。如此,才引得人们好奇,努力去猜,方产生机趣。因此,隐语有点像猜谜,但不完全一样。谜语重点是“猜”,一旦猜中,游戏结束。而在隐语游戏中,一方进“隐”,另一方即便猜中(或称射中)也不能“说破”,一定要根据这个谜底创作出另一个谜面,两个谜面指向同一事物,才叫游戏完成。所以,隐语的游戏双方除需足够的机敏智慧外,更要有铺陈描摹的言语能力,方能游刃有余。

戏谑、风趣、诙谐、滑稽等都是娱乐游戏的特征,这也是隐语精神层面的质素,由此也使得隐语具有娱乐、测智、言理、讽谏等多种功能,其“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的用语特点,蕴含着丰富的想象,说者由此见风趣机智,以旁观对方的懵懂摸索为乐趣。而应对者(包括围观者)出于本能的好奇,也产生寻求答案的欲望。几经摸索之后恍然大悟,发现其间巧妙,愉悦的心情随之产生,这些都是隐语为时人所喜爱的心理因素。同时,隐语是一种即兴的语言游戏,一个人善隐,必定思维敏捷且有出众的言语描摹能力,因此,隐语的流行亦显示出古人对于智慧和语言的崇尚。

隐语、赋体和谜语

隐语在后世发展有两个流向,一是转化为体物之赋,一是转化为谜。

隐语需以大量相关线索予以提示,曲为渲染,或围绕事物描摹情景,或针对事物摹写特征,这就给铺陈状物的赋体的产生留下极大的拓展空间。隐语这一“体物”特征在荀子《赋》篇中得到完整的保留和强化。《赋》篇是我们迄今所见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而其“纯用隐语”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品中先由“臣”提问,分别针对“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多方描述其特点和作用,然后请“王”或“五泰”作答。后者并不直陈谜底,而是以问为答,对所述事物再作进一步猜测性的描摹发挥,这和隐语的特征和玩法都是相同的。

当然,汉赋是“美丽之文”,其写物图貌,蔚似雕画,这和隐语之间还是有很大跨度的,其间起到桥梁作用的是宋玉等楚国宫廷文人。宋玉有《大言赋》《小言赋》,其实就是楚王和这些俳优文人围绕“大”“小”两个主题描摹形容的语言游戏。而其《高唐》《神女》赋也是由对问引出的体物之文。因此,从擅长隐语的先秦宫廷俳优,到擅长作赋的宋玉等文学侍从,再到“有类俳优”的汉代赋家,显示出职业性的承传。这些俳优文人随侍帝王,或游戏为隐,或受命作赋,专注于提升“体物”的技巧,遂使汉语言的表现力得到极大的训练和开发,最终使得汉赋成为“一代之文”。

而谜则更多是隐语的自然延伸。当隐语由专注于描摹转而落脚于“猜”出答案,就成了“谜”。这种游戏重心的变化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从史料记载看,在曹魏之前,隐语主要还是君王身边俳优或俳优类文人讥嘲逗趣的游戏,也由此被正统所轻视。文人瞧不起俳优的肤浅,戏谑之隐的玩法遂发生变化,滑稽调笑的成分逐渐减少,斗智的成分则逐渐增加,谜语就出现了。因此刘勰谈及隐、谜之间的转变时说:“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

按照刘勰的说法,谜之所以被称为“谜”,是因为“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意思是“谜”要闪烁变换其辞,使人迷惑。有迷惑,才有探寻的欲望,游戏才令人着迷。一般而言,创设谜语有两种方式:一是“体目文字”,“体”即分解;“目”即辨识,即对文字进行离拆描述,可谓拆字谜。如《三国志》记载蜀使张奉来吴国访问,席间他拆解吴国尚书阚泽的姓名以讥讽对方,而被讽刺的阚泽大约不擅长这个游戏,无法对答。于是吴国大臣薛综上前敬酒,说:“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张奉不服,追问道:那你们“吴”字怎讲?薛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凸显“吴”的帝王气象。于是众人皆笑,张奉无言以对。二是“图像品物”,即刻画描摹事物的相貌特征,谜语中的“打一物”都属于此类。这种谜语比拼的是文思是否纤巧。如《太平广记》曾记载魏文帝曹丕与曹植同辇出游,见两牛在墙边打斗,一牛坠井而死。曹丕遂令植作死牛诗,称诗中不得云是非,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这其实就是创一个谜面了。曹植即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凶土头,峍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曲为描摹,图像品物,诙谐生动,从艺术角度看也是很精巧的。后世描摹状物的文人诗蔚为大观,究其实也是这种中国古老游戏的发扬光大。

隐、谜都是用文字捉迷藏,追求语言“欲隐而显”,既不能使人一望而知,又不能使人永远猜不着。游戏双方在问对中显示智慧和语言才华,创造出令人着迷的紧张,又继之以欢笑和松弛。游戏依赖智慧又创造智慧,语言的巧妙组合也形成和谐的节奏和韵律,遂引起美感,带来谐趣,给人愉悦,这都是言语游戏的魅力。整体看,古代早期的隐谜都属于“原始的制作”,常具有丰富的想象,新鲜的感觉,纯朴而奇妙的联想和滑稽,所以多含诗的趣味,这与后来文人的灯谜专以纤巧与双关及暗射见长不同,后者更多属于“文章工场里的细工”,这大约是隐谜游戏逐渐消退的原因之一。

(作者:郗文倩,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文体史”负责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责编:李依环、李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