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8-30 10:04:45 来源: sp20240830
中新社 北京10月14日电 题:袁鹰——生正逢辰,侧记风云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宋春丹
“文坛朱墨犹看尽,未了斋中未了情。”
2023年9月1日,99岁的著名作家、编辑袁鹰在北京去世,作家肖复兴为他写下这句悼诗。“未了斋”是袁鹰书房的名字。
提起袁鹰,很多人会想到初中语文课本上他的《井冈翠竹》等散文名篇,而在他供职三十多年的《人民日报》社以至文化界,熟悉他的人喜欢称他“老田”。他本名田钟洛,袁鹰是笔名。
文艺部新来的年轻人
1952年年底,袁鹰从上海解放日报社调到《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最初称文艺组)任编辑,不久担任副主任。文艺部由副总编林淡秋分管,袁水拍任主任,日常工作常由袁鹰主持。
1954年上半年,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要求报社编委会指派一名编辑,每天上午十点到他位于中南海的办公室去汇报当天出报的情况,再把意见带回来,在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传达。每人轮值两周,每天约一个小时。
轮到袁鹰值班,有一次胡乔木问起一篇经济评论是否经有关部门看过,都提了些什么意见,袁鹰对报社其他部门的工作不了解,答不上来。胡乔木并未批评他这个“联络员”的失职,只是温和一笑说:“有关部门领导的意见应该听,特别是事实部分,但是也不一定事事照办。报纸是中央的报纸。”袁鹰感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意见,当天下午在编前会上一字不漏地传达了。
1954年,被称为“两个小人物”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李希凡和蓝翎在该校校刊《文史哲》发表了两篇文章,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商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会议讨论对这篇文章的转载,认为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还是作为学术问题讨论为好,但意见没被采纳。文艺部受命尽快组织文章展开讨论,在此之前先发表一篇类似社论的文章。任务落在了袁鹰头上。
袁鹰仓促受命,迷茫惶惑。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他以前从未读过,读后只觉眼花缭乱。于是他放下手中工作,夜以继日在家恶补知识。
在初稿中他写道,俞平伯先生的观点与胡适的观点“一脉相承”,“每个文艺工作者,不管他是不是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都有必要重视这场思想斗争”。他赶出初稿交了卷,主管副总编林淡秋细心地改了一遍,交总编辑邓拓审定通过。
见报前夜,邓拓、林淡秋和值夜班的总编室主任李庄定下《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这个标题,并署了袁鹰在报社用的名字“钟洛”。袁鹰提出,署个人名字是否不妥,邓拓挥挥手微笑地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八版”
1956年,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7月,《人民日报》扩大为八版,并在第八版上恢复了副刊,没有刊名,人们就称之为“八版”。袁鹰担任八版主编。
袁鹰中学时就开始向上海《申报》副刊投稿,又曾为上海地下党领导的联合晚报编过副刊《夕拾》,对报纸副刊不算陌生。但要编《人民日报》副刊,不免战战兢兢。他先去请教夏衍这位行家。
袁鹰踏入新闻界是1945年底在上海读大三时,经好友介绍进入新创刊的《世界晨报》。这张报纸就是夏衍支持的。
1955年7月,夏衍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袁鹰见到他的机会多了起来。对于《人民日报》恢复副刊,夏衍说:“以前我在《华商报》上写过一篇‘编者的话’,叫《做厨子不易》,我看现在更不易。”袁鹰赶紧找来阅读。文章说,自己这个厨子服务的对象不只是一家老小,而是一个“大杂院”,众口难调。但这毕竟还是一个技巧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心术”问题,要看这个厨子提供的是不是真材实料。
胡乔木领导了改版筹备工作。他说,副刊要成为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园地,对学术问题和文艺理论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乃至争论,提倡文责自负。副刊稿件的面要尽可能宽,作者队伍的面要尽可能广。袁鹰根据这个谈话精神起草了一份副刊稿约。胡乔木几经修改定稿,还加入了文章要“有文学色彩”这个要求,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一般要放在头条位置,还特别提出要批评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和弊端。
短短一则稿约,勾画了以后多年副刊的基本蓝图。
胡乔木还亲自帮他们物色作者。他提出一定要请沈从文为副刊写散文,还有“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也谈到周作人,说可以请他以笔名为副刊写稿。
8月,副刊开张。打头炮的文章是夏衍的《“废名论”存疑》,署名任晦。老作家们纷纷重新提笔,议论风生。茅盾署名“玄珠”,巴金署名“余一”,叶圣陶署名“秉丞”,何其芳署名“桑珂”……一时间异彩纷呈,带动了杂文的一次复兴。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袁鹰等考虑在副刊开辟一个专栏,邀请夏衍、吴晗、廖沫沙、唐弢、孟超几位老作家在四川饭庄小聚相商。专栏被定名为《长短录》,五月推出后,开一时之风气。
“编辑的良知”
“文革”结束后,袁鹰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
1977年,袁鹰一次看演出时,发现胡乔木就坐在他前排。此时袁鹰已有十年没见过他了。得知袁鹰仍在《人民日报》编副刊《战地》,他笑着点点头说:“其实也不一定用‘战地’两个字,还可以想个好一点的。”
袁鹰回来后与文艺部同事商量,大家觉得“战地”确实不妥,有“文革”味儿。后来副刊改名为《大地》,一直沿用。
袁鹰积极为拨乱反正造势。1978年12月,文艺版整版刊发陶斯亮万字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震撼全国——那时陶铸还没得到正式平反。袁鹰还组织《丙辰清明纪事》征文,记录1976年清明全国悼念周恩来的活动。2600件征文中选出的140余篇文章,后来结集出版,成为袁鹰“编辑生涯最动情、最引以为荣的一本书”。
他得知老友乐秀良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就约请他为副刊写一篇有关拨乱反正的杂文。乐秀良寄来一篇《日记何罪》,大声疾呼“日记应该受法律保护”。文章发表在1979年8月的《人民日报》上,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后来,乐秀良在一篇题为《编辑的良知》的文章中感谢编辑刊发此文的勇气:“报刊编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联系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问题,随时作出独立的判断。对的,就坚持,提倡;错的,就反对,批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这样,才是急党之所急,急人民之所急,为党和人民分忧解难。”
生正逢辰
1985年,袁晞考上中国社科院新闻系研究生,袁鹰成为他的兼职导师。1986年,袁晞进入《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实习。
袁晞每周都去旁听文艺部例会。例会由袁鹰主讲,大家可随时插话。有人如此形容当时的文艺部例会:“老田跟大家谈形势,谈工作,谈宣传口的风向,如聊家常。大事奇事,在老田云淡风轻,而是非去从,听者判然。”
后来成为《人民日报》编辑的袁晞感叹,袁鹰主持文艺部那些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时报刊不多,《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和大地副刊是评论家和作家的重要园地,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文艺新人的处女作都在这里发表。袁鹰为人真诚和善,那时几乎整个中国文艺界都是他的朋友。
著名诗人赵丽宏曾回忆,70年代后期他还是热爱文学的知青,多次给《人民日报》副刊投稿,引起了袁鹰的关注,常写信鼓励。后来,他的散文《三峡船夫曲》和袁鹰的《筏子》被收入新版高三语文课本同一单元,袁鹰高兴地对他说:“我们在语文课本里做了邻居!”
1987年1月,袁鹰离开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人民日报》编辑岗位。
2006年,他出版了《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他觉得,自己作为幸存者有一种责任,就是为历史留下一些真实的个人记录。
90岁那年,袁鹰写完了散文集《生正逢辰》。他常说,有幸赶上伟大的时代,生正逢辰,拥有了丰富多彩、大悲大喜的60年。
客厅墙上,挂着冰心为他题写的“海阔天空气象,风光月霁襟怀”。担任过《人民日报》社文艺部评论组组长的郑荣来说,这正是袁鹰的写照,他襟怀阔大,极善包容,这也是他有众多作者和朋友的原因。
袁鹰感慨,他27岁时调到《人民日报》社,没多久就赶上“两个小人物”事件,从此风雨不断,一晃这么多年。正说着,当年主角之一、时年88岁的李希凡拄杖叩门。
后来,袁鹰久病卧床,常倚在床头,戴着老花镜在灯下静读。他怀念那些常通信的故人,可他们大都走了。2019年肖复兴来信,他看了几遍,拿着信摩挲许久,常常吟诵“云中谁寄锦书来”。(完)
(本文参考了袁鹰著《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编辑:黄钰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