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1-14 10:09:54 来源: sp20241114
周六早上7点22分，从唐山出发的D8802次列车停靠北京站，早已在车门口等待的陶佳妍努力将身体前移，第一个迈出车厢，以最快的速度穿越人群坐上北京地铁2号线。
她要在8点左右抵达学校，协助老师完成学员签到、递送话筒、维持课堂秩序等工作。
在北京师范大学，44岁的陶佳妍是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为了“蹭”到学校周末开设的家庭教育培训课，她每周通勤，从唐山家里赶到北京，做“实习助教”。
走在北师大的校园里，陶佳妍所遇到的大多数同学，年龄可能连她的一半都不到，这些年轻人的人生刚刚开启，而她正在努力“重启”。
中央财经大学展开的一项调研显示，到2021年，我国城镇劳动力平均年龄达到39.16岁。像陶佳妍这样超过40岁、通过求职、培训、职业资格考试寻求职场“重启”的女性，并不罕见。
“觉得对不起孩子和家人，没给他们最好的支持”
今年元旦刚过，47岁的卫薇安顶着一头漂染成亚麻灰色的头发，踏进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像其他20多岁、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实习律师一样，她接受指导律师的安排、起草法律文书、坐在法院的旁听席上听庭审。
8个月以前，她还在一家主营服装零售的外企担任运营总监，忙碌在销售一线。
“带过十几人、上百人的团队，我更能感受到领导想要什么样的实习生，那就是尽量做好自己的事情。”卫薇安说。成为大龄实习生确实令她有点尴尬，但她更难忘4年前的挫败感。
她从小就是优等生，自认为前20年的职场生涯一帆风顺。2019年，她跳槽刚4个月，就被迫离职，一度陷入强烈的自我否定情绪中。
经历人生中第一次失业，卫薇安想不通一直优秀的自己为何“没有接住”，也担心女儿国际学校的学费和家里的房贷，“觉得对不起孩子和家人，没法给他们最好的支持”。
她至今记得，白天在父母孩子面前强装镇定，夜里睡不着，甚至产生过极端绝望的想法，曾两次拨打“心理求助热线”。
几个月后，卫薇安报名了国家司法考试。20多年前，她从法学专业本科毕业，如今想借助“老本行”争取一份“能干到70岁的工作”。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陶佳妍正在经历频繁的失眠。为了毕业论文开题，她每天看文献看到深夜两三点，借助药物才能睡着。两个月后，她的月经迟到了。检查结果显示雌激素低，医生安慰她：“如果以后月经不来，你也别太紧张。”
陶佳妍在工作上一向拼命，但这次身体的反应还是超出了她的预料。最近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了上课和当助教，她往返北京和唐山五六十次，为了节约成本住青年旅社，也没觉得多苦。然而，毕业论文带来的焦虑正在超过她的承受能力。
在毕业这件事上，陶佳妍自认为没退路。3年前，她刚入学，因为“课程方向和当初想象的不一样”申请过一次休学。后来，她在丈夫和儿子的鼓励下重新返校，“好不容易考上研究生，如果放弃就什么都没有了”。
她卖了一套房，还把女儿转回了公立学校
陶佳妍说，5年前，自己还在一家央企工作，文笔出色，受领导重视。由于工作关系，她到访过国内不少城市，也获得过多个奖项，“心气儿很高”。
2018年年初，陶佳妍发现自己怀上二胎。恰逢单位有两项重要工作，她决定忙完再休息，结果“任务结束的当天流产了”。
陶佳妍辞职了，她重新考虑工作和家庭之间“到底想要做什么，靠哪头”。
真正放松下来后，她又觉得闲不住，“并不是那样的人”。她想着，还是要找一份工作，但不能找和以前一样的。“得找一个更重的砝码支撑自己，一份内心喜欢的工作。”
听说年纪相仿的朋友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陶佳妍也想去。她的想法获得了丈夫和读高中的儿子的认可，“我之前的经历也给了我底气，觉得可以试一试”。她记得，考研冲刺阶段，自己天天熬夜，执行完学习计划才上床睡觉。
佑洁今年43岁，原本和丈夫在上海工作，丈夫是程序员，她做市场销售。2014 年，夫妻俩带女儿迁至澳大利亚墨尔本，丈夫还在编程，佑洁至今已换了3份工作。
没生二胎前，她曾供职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企业。“市场营销在澳大利亚竞争很激烈，当时我的英语还不是太流利，工资相对也比较低”，这份工她打得并不顺心。
2018年，佑洁生下儿子后辞职，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儿子两岁大时，她开始留意一些招聘信息。
2020年年初，她关注到墨尔本对永久居民提供免费线上培训课程，佑洁学习并获得了学前儿童护理和教育文凭，随后入职了当地的一家幼儿园，主要照顾两岁以下的孩子，“接送儿子上幼儿园也比较方便”。
那时候，她必须每天6点前起床，7点不到赶到幼儿园开始上班，和其他两名同事共同照顾十几个孩子的吃喝拉撒。除了准备他们的一日5餐、陪伴午睡、每两小时定点换纸尿裤以外，还要带孩子们唱歌、跳舞、做游戏、打扫卫生，每天都“接受着心灵和体力上的双重考验”。
孩子们从蹒跚学步到奔跑自如，佑洁内心的“不安分”也在反复涌动。“只要在教室里就停不下来”，每月拿到手的薪水也远远不及澳大利亚的平均工资。
尝到免费培训带来的甜头后，佑洁对相关信息保持关注。一天，一则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为30岁以上人群提供免费数字培训的信息吸引了她的注意。
养育两个孩子的经济压力，让佑洁不敢贸然“脱产”去学习。陆陆续续自学并获得一些证书、通过培训测试后，佑洁才敢再次辞职，接受为期3个月的全职培训。
面对相似的经济压力，失业后，卫薇安卖掉了上海的一套住房，把另一套房的贷款还了，再把女儿从私立学校转到公立学校。
托熟人介绍过面试、接触过猎头，2023年8月，卫薇安最终决定重拾20多年前学的法律专业知识。
2023年秋天的大多数时间，她都是在上海普陀区图书馆度过的。她狠心花5000元报名司法考试辅导班，“背了七八遍记不住的知识点，就打字过一遍再背一遍”。要是上午9点多抢不到座位，她会抱怨偌大的图书馆为何“人山人海”；遇到难以消化的知识点，她会在图书馆的连廊和电梯间来回踱步。
卫薇安找母亲帮忙做家务并照顾10岁女儿的日常，她在图书馆待到晚上8点闭馆，再去咖啡厅看书，家人睡了，她继续看，看到半夜甚至凌晨。
在普陀区图书馆外，苏州河静静流淌而过。这座城市的开放、繁华、时髦暂时与这个46岁的女人无关。
每个年龄段都有适合做的事情
在墨尔本的一家大型金融企业，佑洁成为IT云计算实习生已经180多天了。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每周两天，她安顿好10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后，都会坐着火车去市中心的办公室上班。
现在，她对“产品”“环境”“项目”这类专业名词的熟悉度增加了，能独立修改云计算领域简单程序问题，也适应了偶尔与同事们线上加班到夜里一两点的节奏。即使尚未真正享受到转正待遇，佑洁觉得，“弹性的工作方式和自由的办公环境，挺适合家里有小孩的女性”。
这名大龄实习生的转行之路并不容易。澳大利亚法律禁止职场年龄歧视，但佑洁简历上的“工作经历”很清楚。眼下的这份工作，是她在3个月密集的培训课程结束后，又投了很多份简历才被邀请面试的。
“培训结束后就能进入这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实习，对我来说是挺幸运的事情。”佑洁解释，澳大利亚的不少企业在招聘时会平衡男女雇员的比例，也试图突出多元的文化背景。但就她所在的小组而言，目前的十几名正式成员，基本都是男性。作为大龄实习生，佑洁还留意到公司有五六十岁的同事。
她眼下最担心自己能否转正。IT行业虽然薪资待遇好，但新冠疫情过后，全球经济面临普遍的增长放缓，相比招聘通知，企业的裁员信息出现得更为频繁。今年，佑洁所在的公司对实习生转正名额的发放变得吝啬起来。“正常一年的实习期，已经有不少人延期到一年半了。”佑洁告诉记者。
入职的前两个星期，实习生卫薇安经历了不少挫折，比如“带教老师给了资料，看不出问题”、感受不到“新行业里人与人之间的界限”等。这个性格大大咧咧的上海女人努力静下来观察环境，逐渐找回作为“学生”的状态，成功加入了4个诉讼任务。
比不上年轻人的记忆力，但卫薇安摸索出一些有效的学习办法。为了尽快熟悉不同类型的案子，她把同事随口说的案件分析用手机的备忘录记下来储存，还在系统日历上标注了同事有闲暇聊天的时间，提醒自己去听。
“生活经验会帮忙。”卫薇安说，与从事法律工作20多年的带教律师相比，自己还差得太远，但在讨论案件的过程中，过去在地产行业等不同领域积攒的工作经验成为她的优势。
去年年底，卫薇安的丈夫被公司告知工作合同不再续签。“相比4年前，这次我慌了一会儿就定了神。”她说，再过几天会让母亲搬来同住，空出的住房租出去补贴家里的开支。
“面对风暴危机的时候，每个家庭成员都作出了牺牲和让步。”她说。
虽然校园生活和想象中有差距，但陶佳妍的学术目标逐步清晰。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家庭教育为题，她还将助教实习和研究方向结合起来。
陶佳妍观察到，班里的老师、其他助教都比自己年轻，她对此并不在意，打扫卫生之类的工作也会第一时间去做。“我不会介意自己年纪大，做好应该做的，助教工作不存在年龄问题”。
担任助教期间，陶佳妍的工作量不算大，每堂课有400元劳务收入。对她来说，这笔钱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她来一趟北京，往返火车票加周六晚住旅馆，花费就接近400元了。
“做助教的话，我可以全程听课，不用交学费。”课后，遇上爱聊天的老师，陶佳妍会努力和他们沟通课程内容和自己的想法。她认真计算过，上完全部课程，能听到20位老师授课。
像陶佳妍期待的那样，上课期间，有老师得知她文笔不错，邀请她为课程写培训方案，还夸赞她是“笔杆子”。“我以前并没有接触过相关的内容，但是老师看出了我的用心。”
在受访的3名母亲中，陶佳妍是唯一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她20岁的儿子正在一所211高校读大二，母子俩偶尔也会谈到各自的校园生活和学习中的困惑。
虽然研一时投过的简历都石沉大海，但今年陶佳妍不再畏惧年龄增长了。“我最近找的工作都没有年龄限制，每个年龄段都有适合做的事情。”
（文中陶佳妍、卫薇安、佑洁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亚云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付子豪】